今年7月9-12日，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的亚洲地区年会（简称“AAS-in-Asia”）在印度尼西亚日惹的加查马达大学（UniversitasGadjahMada）举行。亚洲研究学会成立于1941年，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学术组织，其宗旨是通过国际交流、人脉网络、出版发表、研究支援和职业发展等方式推动亚洲研究，会员多达8000人，主要分为中国和中亚、东北亚、南亚、东南亚四个研究区域。 每年春季，亚洲学会在北美举行规模盛大的年会。自2014年起，亚洲学会在不同的亚洲国家或地区选择某一学术机构作为在地合作伙伴，每年夏季共同举行亚洲地区年会（疫情期间停办）。相比春季年会而言，亚洲地区年会规模略小而主题更集中。尽管如此，本届日惹年会仍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达1400多名学者参加，连续三日逾30场分组讨论和各类活动同时进行，仍会使参加者（尤其是初次线下参加者如我）大开眼界。 开幕式合影。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图 第三次来到印尼 其实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华南区域史和法国殖民史，与印尼或昔日荷属东印度无直接关系，以前两次到印尼多少有些“误打误撞”。2017年，第十二届潮学国际研讨会在印尼坤甸举行，我提交了一篇有关赤坎潮州会馆的论文，于是就在既不懂印尼语又不懂潮州话的情况下勇闯陌生国度。在首都雅加达中转停留期间，走到旧市政厅广场，看到当地民众骑着彩色自行车在昔日殖民建筑前不停绕圈，好不快乐。整座城市人口庞大，交通拥挤，污染严重，有着似曾相识的发展中国家勃勃生机。坤甸在大海另一边的加里曼丹岛上，仍有规模不小的华人社区。犹记大家乘船游览卡江时，当地学生唱歌助兴，留下“赤道之城”的难忘印象。后来与会者又组团去小城山口洋考察，听药店商家讲述华文教育的艰难，联想到家乡湛江多个农场的印尼归侨难侨故事，从此开始留意海外华人的历史与现状。 2020年初，当时在荷兰莱顿大学读博的徐冠勉要去印尼望加锡考察，邀我从香港出发。爱好美食和烹饪的我听说此行将追溯海参食用史，激发莫大勇气。望加锡在更远的苏拉威西岛上，明代福建帆船已驶到此地，定居下来的闽南人一边与布吉人（Bugis）交易，一边应对荷兰人的殖民扩张，所以他们既建立宗祠庙宇，又拥立“甲必丹”和“玛腰”等领袖。在鹿特丹堡的博物馆，冠勉向我介绍布吉人的船，昔日他们捕捞和熏干海参的活动范围可达澳洲北岸，而这种被华人视作补品的海产又随季风运至中国，连成全球史。20世纪初的南洋华侨受到中华民族思想的鼓舞，强化对祖国的向心力，一时间华校纷纷建立。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在望加锡设立领事馆，更促进了文化建构和文化认同。当我翻阅20世纪三十年代的《锡江报》，再对照经历种种变故后望加锡庙街的文化传承难题，颇有一番感慨。1957-1960年接受厦门大学函授教育的何灿濂老师是当地华人社区的文化名人，他邀请我们参加春节晚会，其在一个节目是男女合唱《南屏晚钟》。在异国他乡听到这首南洋情调的歌曲本已颇有感触，不料曲中竟有微小改动——变成“思乡有什么用”，其中幽微，真是发人深思。 而第三次来印尼，我大致知道日惹曾是爪哇古都，文化底蕴丰富，于是也做了心理建设，尽量把前两次对华人社区的关切放在一边，要多用心感知不同文化。利用参会间歇参观了日惹的三处世界文化遗产，确实大有收获。印尼的古代史深受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公元9-10世纪，爪哇岛中部的夏连拉特王国和马塔兰王国并存，前者推崇大乘佛教，后者信仰印度教，分别建造了婆罗浮屠（Borobudur）和普兰巴南（Prambanan）两处大型宗教建筑群。 与此同时，两国统治者保持某种兼容并蓄的态度，又相互联姻强化关系，所以婆罗浮屠和普兰巴南在建筑艺术尤其是雕刻方面有诸多相通之处，1991年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去年加入名录的“日惹的宇宙中轴线及其历史地标”以18世纪建造的苏丹国日惹城为主，王宫、纪念碑和鹿台坐落于从火山延伸至海洋的南北中轴线上，体现了伊斯兰文明与爪哇文化的宇宙信仰。 在历史演变的激荡交融中，留下了丰富的艺术和工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的哇扬皮影戏（Wayang）、格里斯剑（Keris）和巴迪克蜡染（Batik）均以日惹为重要的传承地，在呈现爪哇历史文化的Sonobudoyo博物馆新楼，我们可以看到多项非遗的精美特质及其在现代生活的活力。而这座面向王宫的博物馆，最早是由荷兰殖民者所创办的爪哇学会（JavaInstituut）于1935年投入开放。如今在原来的西方考古学和民族学基础上，展示新的研究成果和印尼的国族自豪感，着实令人眼前一亮。 荷兰人四百多年的殖民史始终围绕着热带作物的商品价值，荷属东印度不仅为印尼留下了辽阔版图，还激发了民族主义。终老于印尼的本尼迪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1935-2015）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以精彩文笔论述了多股力量如何相互配合，动员民众从而建立民族共同体乃至现代国家的过程，也是我们理解印尼现当代史的重要参考。而日惹曾是印尼独立革命期间的共和国临时首都，在苏丹的支持下，苏加诺等领导人在此留下深刻印记。在纪念1949年3月1日收复日惹的纪念碑后，新近完成修缮的弗登堡（Vredeburg）亮出了印尼遗产办事处（IndonesianHeritageAgency）的神鹰标志，城堡里面的展览介绍了19至20世纪印尼人民反抗侵略、民族觉醒、争取独立和武力抗争的事迹。一如安德森所分析，报纸、电报、传单和广播等在其中发挥了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促进了印尼共和国的建立。 AAS亚洲年会见闻 加查马达大学正是创立于印尼独立战争时期，如今已发展为一所学科全、规模大的高等学府，据闻在印尼国内排行前三。亚洲研究学会落地日惹，选择加查马达大学作为在地合作伙伴，是明智之举。为了筹办本届AAS-in-Asia，大学发动数以百计的师生参与会务工作，将地标性的大礼堂用作主会场，开闭幕式都有精彩的热情洋溢的致辞和富有特色的舞蹈演出。各分组讨论则在社会科学学院和管理学院的教室进行，每间教室都有学生在场协助，楼下亦有人负责咨询、引导和准备餐食。难怪本人导师之一、汉学家陆康教授直呼：“劳动力太多了！我们在法国都得自己干。” 本届年会主题“潜在的历史，显现的影响”，似乎暗喻着东南亚多脉络历史与深远地影响当代生活，但其实这不能涵盖数百场分组讨论、圆桌论坛和工作坊等活动。或说，如此多元化的与会者及其研究课题，怎能凝聚一个具体确切的主题？然而，这也恰恰是亚洲研究学会的魅力所在——换一个房间，便是跨学科跨区域；同一场分组讨论，也有不同学术路数和研究方法的碰撞。三日议程中，每日都分为四个分组讨论时段（约一个半小时），逾30场平行进行。得地利之便，有关印尼和东南亚的报告占了本届年会的一大部分，甚至可说是重点领域。 9日上午，万恩教授（花衬衫者）在注册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图 开幕式后的首个时段，我特意给一位老朋友捧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历史系的迈克尔·万恩（）教授早年专门研究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史，他与插画家合作的《河内捕鼠运动：帝国、疾病、现代性在法国殖民地越南》是一部广受好评的畅销书。我与万恩教授相识于2018年在西雅图举行的法国殖民史学会年会（他曾做过会长），次年他受邀到广东湛江参加第二届广州湾国际学术研讨会，从殖民史角度启迪租借地研究。几年不见，万恩教授转换了方向，正在进行有关东南亚博物馆的研究项目。他的报告《博物馆中的谋杀：再现冷战时期印尼、越南和柬埔寨的暴力》基于其在多家博物馆的实地考察和相关访谈，细致解读博物馆中场景复原和遇难者照片等展陈的意涵，揭示国家意志、群体暴力和历史记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文化史的角度回应冷战研究所关心的议题。万恩教授的演讲相当引人入胜，体现了美国区域研究的实用主义和决策参考的传统，也符合当下强调理论创新的学术趋势。茶歇时候，万恩教授与我叙旧，这位身材魁梧的冲浪爱好者因受伤初愈，此次未能携板同行。他感慨中美关系的起起落落，并说博物馆研究项目结束后，他会继续做法国殖民史研究，期待再到中国参会。 亚洲史的再思考 在法国留学，每当见到越南学者的讲座信息，我都会格外留意，想知道他们如何看待和思考法国殖民史。来到印尼参会，我也提醒自己有必要听听东南亚学者的殖民史研究，了解他们看待本国遭受西方殖民侵略之过往的态度。本届年会多见“解殖”、“后殖民”等议题，在“解殖理论与马来世界”和“后殖民历史建构在东南亚”等分组讨论中，基本汇集了东南亚的主要族群——马来族、爪哇族、印度族、华人，这正是我想听到的“本土声音”。来自雅加达、正在英国剑桥留学的布赖恩·梅尔基奥（BrianMelchior）介绍印尼独立后共同肩负重写本国历史、参与国家建设重任的两位历史学者，他们都在海外取得学位，却在叙述角度和研究方法上有分歧，在不同程度上面临苏哈托军事政权的“爱国主义”压力。 上述关于“殖民”的报告和讨论令我颇为耳目一新，身为学者，当我们研究与自己密切相关的课题，很难完全超脱国籍身份和文化认同，东西方之间的社会势差历经沉淀且无处不在。但这种如影随行的影响有可能转化为某种优势，助我们做出有新意的成果。我此次参会论文是关于二十世纪初生活在广州湾租借地的一位法国业余汉学家，中国史、法国殖民史、汉学，这些要素加起来使我在本届年会的“边缘”属性更突出。不过，有机会在亚洲研究学会的平台报告研究进展，总归是有意义。由于议程密集和平行冲突，有不少精彩题目未及一一到场去听，只能在事后交流中了解大概。比如上海交通大学任轶副教授组织的“中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文化、经济和科学交流”分组讨论上，她与另外三位南京外国语学校的中学同学（都有海外留学经历）分别基于各自学科背景做报告，集中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是为佳话。而在“协商治外法权：国际贸易、帝国建构和制度变迁”分组讨论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张志云、上海海关学院的助理教授江家欣、广西师范大学讲师侯彦伯先后发言，分别通过国家、组织和个体层面的具体案例分析治外法权特权在1860年代和1930年代的构建和废除的重要节点，呈现西方列强在华特权兴废过程中多方的角力。此外，厦门大学周衍丞、清华大学叶泳妍等关于东南亚史的报告皆为有益尝试。 三天的年会中，有一场活动尤其令人感动，那就是“滨下武志的学术贡献：从亚洲角度探索全球史”圆桌讨论。滨下教授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近五十载，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亦有多部著作问世，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学者。他提出亚洲本位的历史认知视野，重视空间性，强调各地域之间多角联系，尤其海洋是重要的交流场域。 闭幕式，参会者与加查马达师生共舞。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图 像亚洲研究学会年会这类的大型学术会议上，学界观点往往有所分歧，有人批评题目太庞杂，这么多学者聚在一起无异于社交场合。就个人而言，有时置身于一群陌生学者之间确实感到彷徨，却也很庆幸重逢和结识朋友。而在学术层面，本次参会是一次相当有趣的经历。我既增长见识，接触到若干前沿理论，还能从不同领域的跨学科互动中汲取经验，有助反思自己课题——多多少少有赖于亚洲研究学会对“多元”的倡导和要求。在“全球南方”成为热门话题的当下，印尼是机遇与角力竞争并存的热土。我们来到日惹开会，固然欣赏当地的丰富文化遗产，或者也会有关于国际合作交流的思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一份力量。